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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法治当先行
作者:向茂军 谢明华  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  点击数:2579  更新时间:2018-08-30  【字体:

乡村振兴法治当先行
 
   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,中央以2018年1号文件出台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,这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,是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总纲领,是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、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行动。
    近期,巴中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组成调研组,围绕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。从调研情况看,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,部门协调联动紧密,基层基础建设不断夯实,治理机制不断完善,治理方式有所转变,营造了推进乡村振兴的良好工作氛围,探索并形成了“群众评议众口调”“村民说事会”等基层治理经验。调研中也发现,农村治理法治根基薄弱,治理    体系不够完善,社会矛盾高位运行,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突出问题,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
    一是人口多外流——普法难。农村“空心化”问题突出,外出务工群体大,留守乡村多以老弱病残幼居多,客观上给普法工作造成困难。法治宣传教育口惠而不实,长期停留在刷几幅标语、拉几道横幅、发几份资料的方式上,重形式轻内容,只图检查有轨迹,不管是否有效果。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落实不力,司法机关、执法部门、社团组织的宣传活动大多在乡镇政府驻地村开展,普法宣传受众群体小,群众接受法律的灌输和熏陶十分有限。大多数乡村虽建起了标准的图书室、农民夜校,但法律书籍缺读者少人问津,农民夜校缺师生少有开课,法治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尚有路障,“法不下乡”成为乡村治理的困局。
    二是陈旧观念盛行——用法难。大多数村民既不懂法也不用法,“遇事找熟人”成为习惯,“讲人情、讲关系”的思想普遍存在。由于用法程序多、耗时长、费用高,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法律帮助,面对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,要么以暴制暴,要么自认倒霉,要么到处上访,“信访不信法”“信权不信法”,形成“有法难用”的尴尬局面。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大行其道,村民热衷于拜神修庙,邪教组织趁虚而入时有活动,家族势力、宗族势力左右农村局面时有发生。一些村社干部法律素质偏低,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,习惯于听从上级的指令干活、凭着自己的感觉做事、仗着自己的权势管理,“人治”风气依然盛行,“管”与“治”的观念还未转变,甚至有的目无法纪,以权谋私,既伤害了干群关系,又影响人们对法律权威的遵从和对法治建设的信心。部分群众抱着“法不责众”的思想,甚至敢于挑战法律的底线。
    三是法律执行不力——执法难。巴中市地处山区,特别是一些偏远山村交通、通讯落后,基层执法力量薄弱,在生态环境保护、食品药品监管、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力度不够,执法存在“死角”和“盲区”,导致乱砍滥伐林木、非法捕猎野生动物、非法开采砂石、乱修乱建房屋、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现象普遍存在,而又没有依法予以惩处,降低了法律权威。个别执法部门、执法人员消极执法、选择性执法、执“人情法”,执法不严、司法不公问题依然存在,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
    中央把依法治国作为“四个全面”战略目标之一,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。如何夯实农村法治根基,用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,是当前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任务。
    首先,有效的法治宣传是基础。农村法治宣传要坚持虚功实做,将普法工作作为硬杠子纳入考核目标,把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落到实处,相关责任部门定期到农村进行普法宣传,工作到位与否由老百姓评判,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测评。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方法,司法机关、执法部门要常态化将“以案说法”“巡回审判”“送法下乡”“入户宣传”“对点宣讲”扎实有效开展,采用通俗易懂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其灌输宣讲。要出台支持政策,通过回引、招考等多种手段,加强农村法律工作队伍建设,打造一支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法律工作者队伍,打通农村法律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健全法律援助机制,积极推进法律援助进村、法律顾问进村,有效实施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,降低群众用法成本,最大限度地满足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,引导群众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。要把“法律进校园”活动做细做实,从小培养孩子的法治意识,推动法治宣传“小手牵大手”。
    其次,完备的法治体系是前提。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,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”推进乡村振兴,涉及如何配置和优化政府责任、社会义务,如何调节个体与集体的利益,如何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,都需要科学完备的法治体系予以调整与规范。当前涉及“三农”领域的立法修规比较滞后,要么存在立法空白,要么法律条款不接地气,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。比如,当前脱贫攻坚中大量存在子女把父母单独立户,享受扶贫政策,而子女有车有房,导致扶贫资源分配不公,刺激更多人纷纷效仿,把赡养老人的责任推给政府。这种现象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合谋而为,无法用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》《婚姻法》等法律予以约束。历经多次执法检查的《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》也未对类似情形加以明确细化,基层干部对此束手无策,新的社会矛盾正在不断累积。又如,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、土地管理法都明确“两权分置”,但实际政策允许“三权分置”,法律的修改相对于实际发展已经滞后。再如,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,限制了人才、技术、资本在城乡间自由流动,不利于乡村振兴活力的激发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《乡村振兴法》立法程序,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调整规范,以确保乡村振兴依法依规、有章可循。
    其三,公正的法治环境是关键。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,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”全面依法治国,重点在基层,难点在农村。只有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,才能真正树立起对法律尊严和权威的内心认同。一方面,要严格执法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、自然资源保护、乡村建设规划、土地林地承包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,真正做到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,不能动辄以维护稳定为由,法律让步于传统习惯,消除“法不责众”的错误倾向,让群众树立“对就是对、错就是错”的是非观念。相关部门要勇于担责,推动执法队伍整合、执法力量下沉,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,避免执法中相互扯皮、相互推诿、相互争利的现象。另一方面,要公正司法。司法机关、执法部门要强化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意识,切实用公平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,依法打击阻碍乡村振兴的违法犯罪行为,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。加强司法队伍、执法队伍建设,提升政治修养和业务素质,杜绝消极执法、选择性执法、执“人情法”现象。再一方面,要依法行政。把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作为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,将政府涉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,坚持用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推进乡村振兴。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、法治为民意识,把法治培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,把依法治理成效纳入工作目标考核,切实转变治理观念,在乡村振兴中推动法治良序的形成。要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法治,让法律秩序、村规民约和乡村道德互为经纬,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力,建设一个利益有保障、纠纷能化解、矛盾能消融的乡村秩序,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软环境。

 
责任编辑:杨琴 审核:黄莉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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